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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法律漏洞 讓台難擺脫詐欺王國惡名（林臻嫺）
2016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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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今年4月爆發「肯亞案」後，網購曬書節 特惠2.7折起，立法院本會期三讀通過《刑法》第5條修正，新社花海 火車頭居然被偷走，並於11月30日經總統公布，敘軍擋攻勢 阻IS再毀古城，我國將來在面對類似的跨國詐欺犯罪時，白靈 披金龍擒醜后，亦取得優先刑事管轄權。然而，陳美鳳下月赴美 最終出庭斬孽緣，肯亞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，其實並非只有「國際刑事管轄權競合」而已，縱使我國對跨境犯罪被告有刑事審判權，但面對跨境犯罪的證據「證據能力」如何認定？仍需立院正視並盡速修法，始能助我國徹底擺脫「詐欺王國」之惡名。過去因跨境犯罪罕見，對跨境取得的證據，有無證據能力問題，《刑事訴訟法》並無規範。最高法院多以「類推適用」或「法理適用」架接《刑訴法》傳聞例外的相關規定，來解決此法律漏洞。學者亦有引用美國1980年的Roberts案建立的「根深柢固傳聞例外」法理，支持最高法院大量「類推適用」之作法。跨境證據採用棘手但自從「台商命案」後，即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00號判決，針對被告、辯護人爭執該大陸關鍵證人在大陸公安製作之筆錄，依我國現行法，應無證據能力，直接作為證據顯示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爭點上，仍認不管是「類推適用」我國《刑訴法》159條規定，「均無不可」，均得採為證據，並因此維持被告3人死刑定讞，此種以類推現行法方式，來間接承認對被告不利關鍵證據的證據能力，學界持續高度批判。
且美國，即我國繼受傳聞法則的母國，早在2004年Crawford案中，已改採嚴格解釋，要求供述傳聞，縱符合美國「聯邦證據規則」807條等傳聞例外，仍要讓被告得行使對質詰問權始得採為證據。故我國最高法院在日本販毒案、泰國販毒案、大陸性侵案等跨境證據的證據能力上，逐漸改採限縮解釋，影響所及，在頂新食安案的一審，對跨境到越南取證的證據能力，亦採不得類推的嚴格認定。
其實，針對跨境犯罪的證據採用，近年在各國均屬新興法律問題，美國在許多反恐案上亦須面對此棘手問題，尤其反恐對國安極重要，美國法院在面對境外傳聞的證據能力上，是否仍堅持Crawford案的高人權保障標準或要加以放寬？見解亦不斷變遷。
盡速修法明文規範這幾年的指標案例，當屬2008年的Abu Ali案，法院對境外證人的訊問及證據能力上，衡量國家安全等公共利益、與被告受《憲法》保障的對質詰問權衝突，係採取務實且折衷的作法，之後國會亦在2012年修改「聯邦刑事訴訟規則」第15條，使將來法院在面對此類跨境證人之取證上，能有法律明文規範可循。隨著國際化腳步，跨境電信詐欺、殺人、販毒案層出不窮，許多被害人、重要證人或文書證據都須透過司法互助或其他管道自境外取得，但我國《刑訴法》至今對這些境外取得證據，尤其是具傳聞性質的證據能力，應如何取捨，均還未有任何明文規定，致法院審理跨境案件中，否認的被告，第一關就要面對證據是否「合法適格」的難題。對此嚴重的法律漏洞，立委們實應正視並盡速修正。
台南地院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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