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蘋中信：返還亞當史密斯的經濟成長政策（吳惠林）
2017年03月0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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脫貧一直是人類大課題，犀牛2連勝 小球吞象 5觸擊破中信防線，如何脫離馬爾薩斯的「貧窮陷阱」更是經濟發展或成長學科的大哉問。工業革命後許多地方的經濟成長有輝煌成就，狂失8分吞敗 高斯曼下放3A，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，忙主持老二沒著落 嚴立婷遛帥兒紓壓，現代經濟成長成為一門顯學。先探討「經濟如何起飛？」接著探索「如何持續成長？」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好幾次頒給經濟發展學者和經濟成長學者。在經濟起飛研究上，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路易斯（A. Lewis，1915∼1991）認為一國平均儲蓄傾向須高達12%以上，才能達經濟起飛程度，而已故的蔣碩傑院士更以嚴謹數理分析得到經濟起飛條件，亦即一國平均儲蓄傾向（儲蓄佔總所得比率）須大於（資本佔總所得比率）和人口成長率的乘積，他也以實際資料得到台灣經濟起飛是在1963年。經濟一旦通過起飛點就得以「自力成長」，好比飛機起飛後就能在空中飛翔。而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模式也得到世人肯定並被模仿，所謂「經濟自由化和出口導向政策」可作為簡單含括。中國模式引發熱議在經濟成長理論上，最有名的當屬「新古典成長模型」，代表人物是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（R. M. Solow）。但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，在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。在每人所得有個靜止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，與我們熟知的，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100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；另一方面，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，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，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；這與世界銀行1984年的研究和顧志耐（S. Kuznets，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）之研究都有違，事實上，貧富國家間成長差距是在拉大。
成長模式和政府政策應當如何？當1980年代蘇聯和東歐，以及中國都不約而同放棄共產體制、朝自由經濟之路發展，且經濟成長取得重大成果後，所謂新興國家就如雨後春筍湧現，甚至成長成就凌駕先進國家，於是發展或成長模式應當如何，成熱門課題，特別是中國放權讓利、漸進改革方式被推崇，而「休克或震盪療法」與漸進開放孰優的論辯，以及「後發優勢」和「後發劣勢」的爭論更方興未艾，其中，「制度變革」是主角，如何平穩過渡和「永續發展」一直是熱門話題。政府角色和政策應如何更是中心課題。中國經濟成長模式是被探討的熱門案例，經30多年快速成長，中國經濟是否到了崩潰的時候？是不是仍像蘇聯1930和1950年代一樣曇花一現？
善用資源分工合作最近寫作《亞當．史密斯》一書，重溫並廣泛閱讀文獻，而後再消化、咀嚼且深思後，竟返還「簡單」、「明確」結論：「千規律、萬規律，只有市場規律這一條」，而「善用資源、惜用資源」、「和諧分工合作」，讓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發揮作用，人人抱持「同理心」、「同情心」盡責，而在「自助、互助、人助、天助」下「永續發展」所呈現的「代代相傳」、「明天會更好」就得以實現。要知道，史密斯1759年出版的《道德情操論》是根本，而《原富》則探索財富本質，以及如何促進財富增長，典型的探討「經濟成長」課題。我們實在有必要回歸亞當史密斯，好好返本歸真向史密斯挖寶。
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
有話要說 投稿「即時論壇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