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蘋中信：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問題出在這（杭之）
2016年10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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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，王少偉6塊肌釣金髮妹 40歲不只一張嘴，李前總統主導的國發會達成調整憲政體制的共識，中信銀：信用卡將消失，形成翌年第四次修憲的基本框架。會議結束後，新家電 紛上市 烤吐司神器台灣開賣，李前總統在台北賓館宴請會議籌備委員及議題結論整理小組成員。記得他在致辭時以愉悅的心情表示，經由這次修憲的調整，相信可為國家未來30年的安定建立一套長治久安的制度。但20年過去了，經驗的實踐恐怕不太能證成他當年樂觀的期待。李前總統執政晚期，威權遺勢仍如夕陽餘暉，問題不大。2000年政黨輪替，少數總統少數黨，問題一堆；８年後，國民黨回朝，多數總統多數黨，完全執政。然而，兩朝形勢大異，問題一樣。總統、行政、立法、黨之間的關係，一直扯不清，爭議時生。所以，就有各種諸如九人小組會議、五人會議之類的平台出現。現在蔡總統要定期召開的「執政決策協調會議」應該也是屬於這樣性質的平台。
要討論相關的是非，必須從歷史著眼。從國發會以來，不管一系列的制度再鑄成是長治久安也好，是狗皮倒灶也好，我們不能忽略當年體制修改再鑄成的歷史背景。
民選總統權力應大大背景是：一個原來偏向內閣制形態的體制，完全還未運作，就被長期的動員戡亂扭曲成四不像的非常體制，終結動員戡亂後要如何調整來正常化地運作？再加上當時的民意因著種種原因要求總統直選。這是李前總統幾次修憲的現實背景。總統直接普選是一個關鍵性的改變。從政治學原理來說，正如法國學者M. Duverger在討論第五共和1962年修憲之影響時指出的，總統直選對總統的權柄與角色有極為重要的影響，一個國家權力機關愈接近直接普選其權威亦愈大。因此，沒有理由再從過去那種代議制原則的角度來解釋總統的權力。我們的問題類似，原來的《憲法》基本上也是偏向內閣制原理來安排權力，總統雖非虛位但向虛位偏移。但經過長期非常體制，總統的權力已經不是什麼制可以解釋的了。這時，時勢變化所產生的總統選舉辦法的改變，實在已經無法「回歸《憲法》」讓他成為一個《憲法》上權柄較小的總統，偏偏97修憲又為特定人量身訂製，取消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，使得在《憲法》上定位為「最高行政機關」之首的閣揆沒有民意基礎，但在《憲法》上似乎比總統的權柄還大。
國安會議形成慣例現實的權力運作當然不會這樣，直選出來的總統還是有最大權柄，但過去非常體制運作的積習，以及修憲時的權力角力，卻使總統除了含糊的「得設國家安全會議」，以及任命閣揆等權力外，沒有其他機制可以與行政運作機制有憲政運作上的聯繫，像法國有總統主持部長會議等機制那樣。所以，三任總統都在正常體制邊的灰色地帶搞協調平台。這恐怕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。要解決這問題，正本清源當然是嚴肅地面對再修憲的課題。但這不是一時半刻能成的。然而，現行總統主持國家安全會議的機制，未嘗不可先運用來解決現實施政上的需要。或者修改《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》，提升其決策位階，或者運用工作會議層次的國安高層會議，定期召開，形成制度慣例，積累經驗，以利未來再修憲之制度安排考量。從李前總統以降，我們其實都走在從非常體制邁向民主體制之制度再鑄成的道途中，歷史的是非功過都在我們的實踐中。
政論家、國安會前副秘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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